作为一个诗歌的长期旁观者，我对近一年来发生在诗歌界内部那场有关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写作的“争论”，有着自己的意见。经过对论战双方大量“论战”文字的阅读，我的结论如下：一方本着争夺话语权力的目的（干脆用“口语”说，是为了抢“地盘”），提出了所谓“民间写作”、“口语写作”甚至“后口语写作”这样似是而非的口号，来打击他们心目中的假想敌，即所谓“知识分子写作”、“和西方接轨的写作”等等；另一方却是本着诗歌建设的目的，力图把这场争论拉回到诗学的轨道。我曾亲耳聆听到前一个“阵营”里的一位诗人朋友，在一次酒局上大声武气说出的话：“我当然要骂人，此时不骂，别人恐怕早就忘记我了。”有趣的是，这种音色上的高亢和这种高亢音色中所包含的意味、目的，与前一个“阵营”所推出的所有“论战”文字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。在这场所谓的论争中，双方自始至终都在自说自话、自言自语：他们相互扑空了。因为他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。
《沙恭达罗》里有一句话，大意如此：如果没有更高的旨意来判定一件事的正误，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可以临时充当裁判。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：要说是民间写作，其实大家都是（不然，谁是官方？）；要说是知识分子写作，大家也都彼此彼此（除了当年的王老九，现在的诗人有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？谁不知道海德格尔、德里达？）；要说是“和西方接轨”，大家更是一个样。关于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的想法是，一方面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要想为今天的诗歌所利用，肯定得从今天的经验和现实出发。传统不是死的，它就在我们身上，它是我们的血液和标记，并不是谁住进了西式洋房，谁就会陡然之间长出希腊鼻。记住克尔凯戈尔的话也许是有必要的：就我们和传统的关系来说，只有勤劳的儿子才能生出他的父亲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新诗从头到尾都是在西方诗歌及其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，尽管它自始至终处理的都是中国的问题、中国人的生活。
《中国诗歌：九十年代备忘录》的出版，是论战带出来的结果，但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论战，而是为了把那场“论战”强行拖回到诗歌建设的轨道。这本书收录的几乎所有文章，都在力图对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特征、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、九十年代汉语诗歌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分析，和心平气和的陈述。从这本书上，我们确实看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那种风度：温文尔雅、尊重事实以及自由民主的氛围。这里没有高音量，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。坦率地说，抛开观点的“正误”（假如有的话）不论，我也许更加喜欢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和君子风度。
《中国诗歌：九十年代备忘录》的前半部分，是一些诗人、诗歌批评家，为了澄清问题、建立某种（是某种，而不是随便哪一种）诗歌秩序，并对故意混淆视听的所谓见解的“正面回答”。所有的文字都指向了一个目的：为艰苦卓绝的九十年代诗歌辩护。它较为细致地阐释了九十年代诗歌的技术特点，以及产生这种技术特点的中国土壤、历史境遇。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发现，诗歌在这里得到了应有尊重，它的地位在诗人之上，它不可能、也从未给诗人带来任何权利、财富方面的胜利。
第二部分收录的是论战之前早已发表的一些诗人、诗歌理论家有关九十年代诗歌见解的文章。这些文章曾经为九十年代汉语诗歌范式的确立，提供了真正的帮助。凡是九十年代诗歌的亲历者，或多或少都是这些文章的受惠者。因为它们给了中国诗歌在九十年代的走向、应该关注的问题、甚至写作技术的发展以应有的提醒。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文章，仍然能够感到论者们对于诗歌问题的远见卓识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里边的许多文章都写于九十年代初期的话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不同论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，比如孙文波和王家新对“中国话语场”的理解就有重大偏差；西川、欧阳江河、臧棣等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见解也各不相同。但正是这些差异，构成了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婀娜多姿的真正背景。这些文章修改了八十年代诗歌中的浮躁、集体主义和赶集特性，为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谦逊、沉重、厚实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处理中国人的生活，开辟了方向，也铺平了道路。
出于双方在争论上相互扑空的先天底色，这本书肯定只对少数对诗歌的纯洁性有着虔诚追求的人才有效。
（《中国诗歌：九十年代备忘录》，王家新、孙文波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。）
